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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英国作家，“二战”结束时出生在德国基尔难民营，父母均为乌克兰人。她在英国长大，居住在谢菲尔德，曾任教于哈姆勒大学。她的写作始终关注移民的心态、遭遇和处境。

　　我对母亲了解多少？柳德米拉（米拉，米罗契卡）·米特洛凡诺娃1912年生于诺瓦亚·阿来克桑德里亚（Novaya Aleksandria），这是个驻军小镇，现在划归了波兰，但当时位于俄罗斯帝国的西部地区。她父亲名叫米特洛凡·奥切雷特考，是位骑兵军官，一位战争英雄，同时又是个亡命之徒。她的母亲索尼娅生下柳德米拉时只有十九岁，她是个见习教师，一位幸存者。

　　奥切雷特考一家不是贵族，但属于富农阶层，来自乌克兰的波尔塔瓦（Poltava）地区，生活在一个khutor（移居区）的边缘，耕种着位于苏拉河（SulaRiver）东岸的约三十公顷的土地。他们是勤勤恳恳地劳作、痛痛快快地喝酒的哥萨克人，不知怎的积攒了足够的财富用以支付必要的贿赂，从而获得了有利可图的契约，为沙皇军队提供马匹。反过来，这又使他们存了足够的钱用以支付数目更可观的钱财，从而确保他们的长子，也就是米特洛凡，能在陆军军官学校里谋得个差职。

　　米特洛凡·奥切雷特考似乎是一名出色的士兵：无所畏惧，又 小心谨慎，热爱生命，但尊重死亡。从贵族中提拔出来的军官几乎不将农民当人看，与他们不同，奥切雷特考以军队为念，珍惜士兵的生命，只有当必有斩获时才会铤而走险。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摸爬滚打和血雨腥风，他衣锦还乡，享誉无数。他最辉煌的时刻是在1916年的东部前线，当时，他腿部中弹，依旧拖着伤腿爬过纳洛克湖（LakeNaroch）的一处沼泽，前去营救身陷沼泽的沙皇的表兄，因为春天的到来使湖滨解冻，将数英里的湖滨变成了混浊的泥塘。奥切雷特考将那位年轻贵族拖到安全的地方，并抱着他穿过暴风骤雨般的炮火。

　　鉴于他的英勇表现，他被授予圣乔治十字勋章。沙皇亲自为他授勋，皇后还用手拍了拍小柳德米拉的头。两年后，沙皇和皇后死去，奥切雷特考便成了逃亡在外的亡命之徒。

　　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，奥切雷特考既没有参加沙俄的白军，也没有参加苏维埃的红军。与此相反，他带着索尼娅和三个孩子——我母亲柳德米拉现在已有了弟弟妹妹——回到了波尔塔瓦，将他们留在位于khutor的一栋摇摇欲坠的木屋中，自己则离开家乡，前去与发动了反叛的乌克兰民族共和军并肩作战。这是个不容错过的时机：既然俄国正值内讧，行将四分五裂，这也许是让乌克兰脱离帝国魔爪的有利时机。

　　在那些年里，柳德米拉几乎见不到自己的父亲。有时，他会在夜深人静之时回家，总是精疲力竭，又饥又渴，而且清晨一到即匆匆离去。“千万别跟人说爸爸来过。”她母亲会这样小声地交代孩子们。

　　与内战相伴随的是一系列血腥的屠杀和报复，它们令人毛骨悚然，似乎人类的灵魂已经死去。没有哪个乡镇，哪怕是最小的村庄，能逃过一劫，家家户户无一不受到牵连。历史书籍讲述了将延宕不去的死亡痛苦强加于人的种种新方法，它们个个堪称奇思妙想。天才的想象力被嗜血的欲望所利诱，发明出前无古人的酷刑；过去的邻居反目成仇，认为对于彼此，仅用子弹枪杀都太过仁慈。但我父母从来不在我面前提及这些可怕的故事：我是他们弥足珍贵的和平宝宝。

　　当母亲讲起她童年时代的早期生活时，它总是被描述得如诗如画——漫长的夏季，炙热的太阳下，她们光着脚丫在田野上奔跑，或是将瘦伶伶的身体浸泡在苏拉河水中，又或者，把牛赶到远处的牧场，一整天都逗留在外，从黎明直至黄昏。不穿鞋子，不穿短裤，也没人来管束她们。牧草长得葱郁茂密，足以藏身，草色青翠惹人，上面还零星地点缀着红花白朵。天空湛蓝湛蓝，玉米地金黄一片，一望无垠。有时，从很远的地方，她们能够听到枪炮的射击声，能看到浓烟从燃烧的房屋上升腾而起。

　　父亲站在乌克兰地图前，正在滔滔不绝地向唯一被他逮住的听众（迈克）发表为时长达两个小时的热情演讲，他说起乌克兰的历史、政治、文化、经济、农业以及航空工业。他的学生舒舒服服地坐在扶手椅中，面朝地图，眼睛却凝视着演讲人头顶上方的某处。他面若桃花，手里轻晃着一杯母亲自制的李子酒。

　　“人们时常忘记，内战并非仅仅是白军与红军间的对峙较量。至少有四支外国军队参与了企图控制乌克兰的战争：苏维埃红军， 俄罗斯皇家白军，趁火打劫发起入侵的波兰军队，以及扶持斯科罗帕德斯基傀儡政权的德国军队。”

　　“乌克兰人要么听命于前哥萨克阿特曼家族的领导，要么团结在打着无政府主义旗号的马赫诺的周围。他们的目的都既简单又不现实：把乌克兰从所有这些占领军的铁蹄下解救出来。”

　　母亲的可口靓汤的秘诀在于很多的盐（他俩都患有高血压）、一大块黄油（他们不担心胆固醇），以及从园子里采摘来的新鲜蔬菜、大蒜和香草。我可没本事做出这样的汤来。

　　“娜杰日达的祖父米特洛凡·奥切雷特考加入了阿特曼·图图尼克领导下的一支军队，成了他手下的二把手。他们与西蒙·佩特卢拉的‘乌克兰执政内阁’（UkrainianDirectoire）结成松散的联盟共同作战。顺便插一句，奥切雷特考是个出类拔萃的人，一脸大胡子，眼黑如炭。我见过他的照片，当然，我没见过他本人。”

　　在炖汤时，她会往汤里放几茶匙halushki——一种用生鸡蛋和粗麦粉调制的面糊，加入盐和香草打紧——面糊被制成松松的团子，入口即碎。

　　“内战结束时，这位奥切雷特考逃到了土耳其。现在，索尼娅的哥哥帕维尔——顺便说一下，他是个非常出色的人，是铁路工程师，修建过从基辅到敖德萨的第一条铁路——跟列宁是朋友。有鉴于此，他写了几封信，于是米特洛凡·奥切雷特考得到大赦，恢复了名誉，在基辅的军营当上了击剑术的教官。我就是在基辅第一次见到柳德米拉的。”

　　在从瓦伦蒂娜返回乌克兰到她重新入境英格兰的最近一段时间里，我父亲经历了快速的个人成长过程，而且思维极其活跃。他开始文思泉涌，诗作迭出，写着诗的纸片在房间里随处可见，上面全都有着同样的潦草难辨的西里尔文笔迹。我辨认出了一两个“爱”字，但我实在集中不了精力去读它们。

　　他每周都写信给身在乌克兰的瓦伦蒂娜，除了写信，他还打电话，有时跟她交谈，有时跟她那位聪明智慧型的丈夫交谈。我知道这些电话都很长，因为我看到了电话账单。

　　尽管如此，他对我和姐姐却吞吞吐吐。他不想听任我们摆布。他已经下定了决心。

　　“屋子污秽肮脏。他把报纸当饭吃。他除了苹果什么也不吃。我试图劝他加入长者住屋计划，可他说你不让他那么做。我没办法想象，你这样做有啥好处，娜杰日达。我猜你是担心，假如他卖掉房子，你就得不到你那份遗产了。真是的！你的强迫症真是太严重了。这所房子现在对他来说太大了。我想给他找个保姆，但他断然拒绝。说到这，我想起了另一件恶心事——我想弄清他同那的关系现在怎么样了，可他根本绝口不谈。他就知道转移话题。真不知道他中了哪门子邪。他的行为古怪到了极点。我们真该咨询一下医生，看是不是该给他做个鉴定，你觉得呢？他好像 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中。”

　　“我看到汽车开进车道，看到她下了车，然后向房子走来，你想得到吗，娜杰日达，我禁不住拉了裤子。”他说这话，就像他的大肠不是长在他肚子里，而是一种与他毫不相关的自然力量似的。“你看，这个薇拉，她是可怕的独裁者、暴君，就像斯大林。她总是缠着我不放。必须这么做，必须那么做。为什么我非得俯首帖耳地听命于人？我就不能自己做回主吗？现在，她又说我必须得住长者住屋。我承担不起长者住屋。对我来说太昂贵了。我最好待在这儿，住在这儿，死在这儿。你对她说，我就是这样说的。对她说，我希望她再也别来看我了。你和迈克可以来。”

　　等我和迈克下次再去看他时，我们得知，房子和院子跟我姐说的没什么两样。一层稀薄的尘网让所有的白色漆面全都变得灰蒙蒙的，并与天花板上的蜘蛛网粘连在了一起。起居室里到处都是被风吹落的苹果，它们被从地上捡起来，放在浅盒子或纸板箱里，盒子和箱子堆在桌子上、椅子上、餐柜上，甚至衣橱顶上，使屋子里弥漫着它们烂熟的果味。果蝇在格雷威斯和巴思美人苹果上嗡嗡盘旋，这些苹果正在变软，慢慢的开始发褐，生出斑斑点点的霉斑，因为我父亲眼睛太近视了，所以根本注意不到它们。他坐在桌子的一头，拿着小刀，削皮，切片，将它们弄成东芝苹果大小的苹果堆。我注意到，他的面色比以前红润多了。

　　“哈罗！哈罗！”他热情地迎接我们，“那个，没什么新鲜事。优质的苹果！瞧啊！”他给我们端上东芝微波炉烹制出的黏稠混合 物，“今天我们得去图书馆。我已经预订了几本书。我现在对工程技术世界观这档子事很感兴趣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，它被整合进了新型机器设计中。”

　　迈克露出印象非常深刻的样子。我抬眼去看天花板。父亲锲而不舍，就像个耕田的老农，顺着褐油油的犁印般的想法，勇往直前地说下去。

　　“你看，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，生产关系嵌入在生产机器中。拿拖拉机为例。在十九世纪，早期的拖拉机是由个体手工业者在自己的作坊里制造的。现在，它们在装配线上生产，在装配线的终点站着个拿秒表的人。他测量整一个完整的过程（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——‘过程’）。为了更好的提高生产效率，工人就必须更加辛苦地工作。现在，再来看一个耕田的人。他独自坐在驾驶室里。他移动操纵杆，拖拉机开始犁地。他顺着地面的坡度行进，他要顾及土壤和天气。他相信，自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主人。但在这块田的另一头，站着个拿秒表的人。他观察拖拉机驾驶员，记录他的直行和拐弯。于是犁一块田就有了固定的时间，人工工资就按此分配。现在，你瞧，在这个计算机数字化控制的时代，就连拿秒表的人也成了多余的，秒表本身将被整合进仪表板中。”

　　他亢奋得有点疯癫地挥动着小刀。蜷曲的苹果皮从桌上滑落到地毯上，被踩成了香糊糊。

　　“这是睾丸激素激增的缘故。”迈克说，这时，我们正跟着我父亲穿过彼得伯勒繁忙的周六清晨的街道，“你看，他的背挺直了，关 节炎也好多了。我们几乎跟不上他的步伐。”

　　这是事实。父亲在我们前面健步如飞，在拥挤的人群中急急穿梭，腾挪自如，一心一意地只惦记着一件事。他是要到公共图书馆取他的书。他走起路来虽然是拖着脚，却倒脚很快，身子从臀部开始弯曲，双手垂于两侧，脑袋向前伸出，牙关紧咬，双目直视前方。

　　“真好笑，可当我同我的女性朋友谈起我父亲和瓦伦蒂娜这档子事时，她们都大感惊骇。她们看到的是一个正在遭到盘剥的脆弱老头。可同我说到此事的所有男人——无一例外，迈克，（我摇了摇我的手指。）他们的反应全是这种心照不宣的诡异微笑，这种略带欣赏的咯咯笑。噢，这家伙。他可真行啊，简直是返老还童啦。祝他走运。让他享受他那点儿乐子吧。”

　　“我当然并非是！（我是又怎样？）这是因为他是我父亲——我只是想让他变得成熟点儿。”

　　“不，他没有，他正在变成毛头小子。一个八十四岁的毛头小子。你们一起全都变成了毛头小子。挤眉弄眼。推推搡搡。好一 对。看在老天爷的分儿上！”我的声音提高了八度。

　　“但你看得出这对他有好处，这新的两性关系。它使他获得了新生。这恰恰证明了那句老话：你可以活到老，爱到老。”

　　“哎呀，也许也包括在内。你爸爸只不过希望实现所有男人的梦想——躺在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怀中。”

　　我父亲在图书馆预订了几本十九世纪工程师的传记：约翰·富勒、大卫·格雷吉、查尔斯·布雷尔、费斯肯兄弟。在瓦伦蒂娜的丈夫，也就是那位睿智型的理工学院院长的鼓励下，他慢慢的开始着手研究并书写自己的大作：《乌克兰拖拉机简史》。

　　第一辆拖拉机由一个名叫约翰·富勒（John Fowler）的人发明。此人是个贵格会教徒，智慧超群，野心勃勃。无论是伏特加、啤酒还是葡萄酒，他都一滴不沾，就连茶水都不曾濡湿过他的双唇。正因为如此，他的大脑异常清醒。有人可能会称他为天才。 富勒是个大好人，他把拖拉机视为一种工具，以此将劳苦大众从艰辛困苦、报酬低廉的劳役中解放出来，使他们可以欣 赏精神生活之美。他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，逐渐完备自己的计划。

　　他用乌克兰语写作，然后辛辛苦苦地将它翻译成英语（他在高中学过英语和德语），好让迈克能够看懂。他英语的书面表达能力之好令我吃惊，尽管有时我得助他一臂之力。

　　富勒发明的第一辆拖拉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拖拉机，因为它不曾拖犁。不过，它是一部构思巧妙的机器。富勒的拖拉机由两部分别置于田地两端的发动机构成，发动机由一根环形钢索连接，钢索上装有犁片。当发动机转动时，钢索就会拖着犁在田间上下来回地行进，上下来回。上下来回。

　　父亲的声音时高时低地嗡嗡作响，就像一只心满意足、满载而归的大黄蜂。房间里暖意十足，弥漫着丰收的味道。窗外，略呈紫色的夕阳的余晖笼罩着田野。一辆拖拉机正在缓慢地颠簸前进，已将烧为灰烬的麦茬翻入土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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